在全球制造業競爭愈演愈烈，并逐步進入“4.0”時代的大背景下，德國并不是唯一認識到要在制造行業引入物聯網和服務的國家。美國也在采取多種措施，設計多種計劃來應對“去工業化”，促進“先進制造業”的發展。奧巴馬政府從2009年初開始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同年12月公布《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2011年6月和2012年2月相繼啟動了《先進制造業伙伴計劃》和《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通過積極的工業政策，鼓勵制造企業重返美國。目前，美國已正式啟動了高端制造發展計劃，正在生物制造、新一代微電子研發、高端機器人、納米技術、高端電池、能源材料等領域加強攻關。這無疑將推動美國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創新集群發展，并繼續保持在高端制造領域的研發領先、技術領先和制造領先。從實際效果看，美國制造業占GDP的比重從2010年的12%回升至2013年的15%，戰略效應已經顯現。

毋庸諱言，我國長期處于全球工業制造業鏈條的中低端位置。全球工業發展的大趨勢，對中國顯然具有更強的警示和啟迪意義。近些年來，隨著人口紅利逐步消失，我國傳統制造業優勢也日益衰減，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業轉型乃大勢所趨。目前，我國正處于為舊技術革命“補課”、擴展現有技術革命、迎接新技術革命的疊加期，處于深度運用信息技術和孕育新一輪技術革命的階段。此時，我們尤其需要統籌處理好傳統產業改造提升、信息技術深度應用和新興產業培育三者的關系。

我國今天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產出在2012年即超過世界總量的20%，成為全球第一制造業大國。然而，我國制造業“大而不強”的情況十分突出。這首先表現在我國制造業增加值率只有26.5%，遠低于發達國家35%至40%的水平。我國制造業單位增加值能耗是日本的9倍、德國的6倍、美國的4 倍。許多行業還存在著“貧困化”增長的現象。其次，我國產業創新體系創新主體缺失，集中反映為共性技術平臺的缺失。由于共性技術在經濟上表現為公共產品，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共性技術供給不足的問題。再次，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中國信息技術水平大部分居于產業鏈下游和價值鏈低端，深度融合所需要的工業軟件和行業應用解決方案仍需依賴于國外企業。最后，我國信息網絡基礎設施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懸殊，無法滿足工業化、信息化深度融合的需要。